到德国已经整整一年了，去年的11月29日夜晚11点我们拖着沉重的拉杆箱入住歌德学院的宿舍，这一幕仿佛就在眼前。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一年，似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折，踌躇过，犹豫过，也互相埋怨过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都在成长，我们感谢生活的馈赠。

        这是我婚后的第一个年头，也是在国外度过的第一年。面临这种完全崭新的生活的时候，我还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对自己的挑战。我这个人有时候对自己的能力有着过度的自信，我知道这决不是什么优点，甚至令人生厌，但这对自身来说，也并不完全是个缺点，至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会有太多“前怕狼后怕虎”，纠缠了无限的心思，却并无什么裨益。就这样，一句德语也不会说的我们跨过了欧亚大陆，来到了这片异乡的天空。

        日耳曼民族是骄傲的民族，他们热爱自己的语言。很多德国人都不屑于学英语、讲英语，当然了，这不是说他们不友好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我在来德的第三天，就全部搞定了在外国人登记办公室的登记，去德意志银行办理了账户，去O2公司开通了手机。如果就停留在这些琐事，我们未来的生活即使不能说安逸，也可算得上平静。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决定。

        我么俩，一个是专门来找资本主义算账的，一个是喜欢折腾的，一拍即合，要个孩子吧！果真就要到了一个孩子，晕倒。那时候我硕士论文还没有怎么写，不免惊慌一阵。后来身体不适，于是每天躺在床上看文献，有点想法了，就起来动笔写几百字，就这样，一篇3万字的毕业论文也算是交待过去了。后来3月回国参加答辩，居然抽到了“盲审”，感觉不妙，难道天要灭我？与“双规”很像，“双规”是指在规定时间、规定地点交待问题；“盲审”是说隐匿去作者和导师，由校外的专家对论文进行审核。论文要交导师审阅签字，我打电话问丁老师，您看我的论文能过盲审吗？丁老师说，我认为应该能过。我一听，喜笑颜开。接着，丁老师又说，我不知道评审人让不让你过。晕。当我在经历这些波波折折的时候，我孩子的爸爸正悠闲地在弗莱堡小城的一个山坡上挖韭菜。

        答辩其实是走过场，不多说了。

        6月12号又从上海飞到法兰克福。跟着王永进傻乎乎地做了一个月球迷之后，又大着肚子去柏林一游。从柏林回来之后，日子就不是很好过了，我们的保险出了一点问题，这使得我们俩每日的话题都是就保险和生孩子展开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不断地与保险公司沟通，也找了当地的律师请求法律支援，以解决即将面临的高额生育费用。而这一切担心和顾虑，都随着生产的异常顺利而逢凶化吉。

        有了宝宝之后，一直很忙碌，也很开心。亲友们都关心孩子长得像谁，有的说像爸爸，有的说“活脱一个小蒋元”，其实我们俩也不知道她究竟像谁。直到有一天，把宝宝翻个身，看她爬着十分好玩，两只眨巴的眼。我们俩异口同声：真像《刘老根》里冯乡长的小舅子。

        当我正准备结束这篇博客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响起： 文学女青年，别写了，来吃饭吧！哈哈，好的，就此打住。看看，厉害吧，王永进同学已经成长为一位能做一手好菜的爸爸了！